沈坤彧：世界杯，赛场背后皆人间

　　1994年夏天，一台20英寸的电视里，世界杯比赛像块磁石，把十来岁的我牢牢吸住。命运这玩意儿，当时哪能想到它的齿轮已经开始转动？

　　后来的人生里，我总忍不住回望那个夏天。连规则都搞不太清楚的我，愣是认真看完了一场又一场比赛。到底在看什么呢？

　　意大利队决赛折戟的那个清晨，我拿堂哥家的座机拨了新民晚报的热线。报纸上登出的读者来电里，没有我的留言。现在想想，大概是那种“我想说，还想让更多人看到我说的”的心理，逼着我打了那通电话。也恰恰是这种心理，稀里糊涂地把我推向了记者这条路——一干就是很多年的体育记者。

　　2006年德国世界杯，我大老远跑去看英格兰队训练，稿子里还急不可耐地写了个小插曲：被中卫特里一脚远射打中脑门。结果第二天，某权威媒体记者洋洋洒洒列出世界杯十宗假新闻，我的报道赫然在列。兜了几圈才问明白——原来有英国记者也在报纸上提了这事，只是把我写成了日本记者。几年后读到马尔克斯一篇杂文，里头有句话：“对于那些枯坐终日没话找话的人来说，随便翻翻当天的报纸就足够了。”我一下就想起了那位同行。

　　德国之后是南非。驻地地陪跟我们说：“遇到匪徒，一定要配合，但千万别紧张，他们比你们还紧张。”那段时间，天天做好被入室抢劫的准备。同屋的无锡大姐教我：“现金塞米袋里。”出门只能包车，司机主职是中学老师，世界杯期间开开车贴补家用。某个休赛日傍晚，他载我去了处贫民墓区。十字墓碑零散地立在夕阳里，没有进口，也没有出口。那一刻我突然觉得，死亡本身就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旅程，那些墓碑透着一股彻底的弃绝。

　　决赛前夜，两个在街上偶遇的男孩带我去了某商场最高层的餐厅门外。“西班牙队就在里面吃饭，”他们神神秘秘地说，“没人知道这个秘密，我们可以带你去，但你要保证寄一份报纸给我们。”南非的六七月份天寒地冻，我隔着羽绒服拍了拍胸脯：“当然，说话算话！”我们就那么守在门口，看着包括主帅博斯克在内的整支西班牙队进进出出，试图从飘过的只言片语里偷点决赛情报。瓜迪奥拉经过时，我轻声打了个招呼。他以为是索要合影的球迷，说了句：“我现在有事，等会儿再经过，到时候再拍。”几分钟后，他果然远远朝我走来，可一阵莫名其妙的自尊心让我不肯再看他了。很久以后，我才带着一丝内疚想起——当初答应给那两个男孩寄报纸，最后竟没做到。

　　又是四年，在巴西，亲眼看到法国出局时格里兹曼的眼泪。时隔一年，当我在衡山路上的酒店里和他相对而坐时，他一句话让我心碎。我问他接下来的采访更愿意说法语还是西班牙语，他毫不犹豫选了后者。到底是什么样的经历，能让一个人情愿抛弃自己的母语？

　　这对你来说是问题吗？反正对我而言是。这恰恰是足球最迷人的地方——我看足球的时候，看到的是它喻示的人生；我写足球的时候，更关注的不是比分，而是制造比分的人当下的心理。那种想探究、想刨根问底的劲头，不就是采访的燃料吗？当那些关于人和人性的疑问被解开时，我得到一种隐秘又无上的快乐。

　　南非世界杯上还有一件事，反复纠缠我的内心。法国前锋阿内尔卡因为被《队报》记者爆出中场时在更衣室辱骂主帅，被国家队开除。看到消息，我一遍遍问自己：如果当时我是那个记者，会不会做同样的事？答案是会。记者的标准，有时和普通人的标准不在一个衡量体系里。报纸上登出一张他正在机场等待回国的照片——穿一件黑色连帽衫，宽大的帽子盖住整个头脸。凝视那张照片，我渴望知道那一刻他在想什么，更衣室里那番辱骂是不是真的。两年后，纠缠我的问题终于有了答案。当时，已成为申花一员的他，亲口满足了我的好奇心。

　　这真是一名前体育记者的职业生涯中最美妙的时刻！你看，我甚至不想加“之一”。